其实，之所以要跟光复会合作，主要是李志高缺人才，想吸收光复会的人才，特别是教育工作者进来，另外也是想提前布局，为即将到来的辛亥革命做准备，毕竟光复会的人在搞情报、策反以及暗杀等方面也是一流的，至少在国内是一流的。

李志高说是很多选择，好像并非只有光复会一个对象，但实际上此时他能选择合作的团体并不多，就算没有尹锐志过来，过些日子他也会主动找人联系光复会。

之所以李志高选择光复会，是因为光复会虽然力量并不算目前最强大的反清组织，但操守却一向不错，是目前最好的选择了，至少这个组织不会跟日本人合作，哪怕组织发展不起来，也不会为了争权夺利而出卖国家跟民族的利益。

这跟同盟会不一样，同盟会实际上是多个组织的联合，但或许里面人杂了，思想就乱了，为了夺取政权，可以说是不择手段。比如首领孙某某，为了胜利简直无所不用其极，在党内大搞一言堂，要别人都听他的不说，一旦失败，还不肯认输，为了夺权连国家都可以随便卖，比如他失败后跟日本人搞的那个《中日盟约》，那可是比二十一条好不到哪儿去的东西，可惜就由于为尊者讳，后来两方都极力质疑或者淡化这段历史，可惜真相是抹杀不了的。

后世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因为日本三井财团的档案《井上侯爵家交附的文件》的解密，而曝光了当时孙中山为首的南京政府把满洲（东三省）“租借”给日本来换取日本支持的事实，虽然后来国共双方都不停的质疑加否认，但还有许多许多的证据都可以证明这一切都是真的。

应该说，后世日本的学术界，除了恶心的，别有用心的右翼团体，正常的学者在学术考究方面还是很值得学习跟认可的，因为他们的自由度更高，更严谨。

根据资料显示，当年孙国父为了取得日本的贷款，在1912年2月3号与日人商谈汉冶萍公司合作的同时，孙中山就和日本三井物产管理人员森恪等人密议，主动提出把满洲（东三省）“租借”给日本，以换取日本方面以金钱援助中国的“革命派”。当时孙国父曾经表示，如果日本政府能在2月8号前把1000万日元贷款划拨到位，孙中山保证断绝与袁世凯的和谈，由他本人或派黄兴到东京，与日本政府缔结“出租”满洲的协议。

就是那个时候，黄兴开始跟他闹翻，但顾念私情，没把这事儿公开，而陶成章却不然，他这个民族主义者知道后更加愤怒，到处说孙国父拿日本人钱，出卖国家利益的事儿给别人听，结果惹恼了孙系，特别是唯孙马首是瞻的陈其美，最终给自己惹来杀身之祸，而陶成章一死，光复会没了核心的灵魂人物，也就再也形不成气候，成员逐渐散去，最终让同盟会一家独大，最终发展出国民党。

也就是说，同盟会里很多人的人品实在够呛，为了权力几乎是毫无底线，连袁世凯还不如，相对而言，光复会却比较纯粹，是典型的民粹跟民族主义者，哪怕组织夺不了权，也不会卖国求荣，这一点，是李志高最佩服的地方。

另外，同盟会那些组织，一般在广州等南方地区实力比较大，但在江浙皖地区，还是光复会的力量最大。比如当初辛亥起义的时候，浙江地区以及南京上海，主要都是光复会成员打下来的，但后来却被同盟会窃取了革命果实，比如上海就被陈其美窃取，南京杭州都被同盟会轻松摘掉桃子。

之所以这么容易被人摘了桃子，也跟光复会人员比较单纯有关，光复会的人，主要都是小资阶层的教育工作者以及知识分子，比如蔡元培陶成章章太炎等人，都是教育者出身，跟玩假学历的孙文以及蒋介石等人不是一回事儿。

既然是知识分子为主，就决定了光复会成员的心思比较单纯，虽然也玩暗杀，但却比同盟会有底线，也就是因为他们单纯，才那么容易把辛苦打下来的地盘拱手相让，不过分眷恋权力，就为了心目中的民国。

有实力，私心少，热血单纯又不卖国，这样的民粹跟民族主义结合体，才是李志高最希望合作的对象，甚至是，李志高都有信心，只要表现好，吞掉光复会也未尝不可。

此时，正是光复会最低谷的时期，正是最需要人支持的时候，自己现在跟他们合作，可谓是雪中送炭。

自己有钱有兵有地盘，独独缺少人才，特别是大量的知识分子，这已经严重制约了自己的发展，因为不管是开工厂办学校还是训练军队，都需要大量知识分子充当骨干才行，但很显然本地的知识分子实在太少了。而光复会没钱没地盘也没有兵，但却有人，有大量的知识分子，这样一来，大家就可以形成互补，双方应该是一拍即合才对。

李志高有信心，只要光复会的领导人过来，看到自己的这一切，就一定会心甘情愿跟自己合作，因为正如自己没有更好的合作伙伴一样，他们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了。

就这样，大家一路反复听着这首歌，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快就来到了太平府的城门口。

守门的士兵一看这个车队，二话不说立刻派人过来询问，在确认了是李志高本人之后，这才立正敬礼的放行。

尹锐志还看到，不但是士兵在立正敬礼，就连路边的行人也大都自动站在一边，对车队行鞠躬行礼，明显是自发的自然行为，并非是别人强迫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