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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1章 掌控四镇(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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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臣正议间,忽报陇西郡王求见。韩偓道:“陇西郡王深夜求见,恐怕是为宦官典兵之事而来的,若他向陛下举荐两军中尉之人,陛下不妨从其所请,以制南衙,臣请回避。”李晔同意。乃传令李曜觐见,自己则降阶相迎,执其手道:“爱卿拨乱反正大功,彪炳青史,实乃我大唐千秋万载之功臣,今日朕本欲封爱卿为秦王,又为爱卿婉拒,正思无以为报!”

李曜谦谢道:“臣受陛下隆恩眷顾,已近人臣之极,今生今世,靡敢失节!只是今凤翔虽败,尤有守城之力,更兼汴贼叵测、长安变乱,因此讨伐凤翔之战,于中途失续,因此臣特来面圣请罪!”

李晔忙安抚他道:“爱卿忠心,朕心知肚明。至于此番回京,爱卿实为救驾而来,朕岂能见罪?凤翔此番大败,受挫实重,近期当无余力再行悖逆之事。况且李茂贞虽然狂悖,朕料他却还未必有欺天罔地之心,只须剪其羽翼,留他在凤翔,却也未尝不可。”

李曜笑道:“陛下所言极是,臣亦是如此看法。今日漏夜前来觐见,便是要禀明河中与凤翔和谈之事。李茂贞求和之时,臣有几个要求,其中第一条便是他须得上疏请罪,并赔偿长安宫室里坊所受损失。”他说着,拿出一道奏疏,递给李晔道:“今日退朝后,王相公在政事堂见到李茂贞的奏折,因事关河中,故交予臣为陛下携来,请陛下一观。”

李晔接过李茂贞的奏疏细看,果然是李茂贞上表请罪,又“自愿”出资五十万贯,修复宫室、里坊,以表谢罪悔过之意云云。

李晔知道李茂贞肯出资谢罪,面前这位新晋的陇西王才是真正的原因,真心实意地道:“爱卿思虑周全,朕心甚慰。天下藩镇若都如爱卿这般忠心,朕何虑大唐中兴无望!”

李曜却还要给他喜上加喜,道:“陛下过誉了,臣岂敢当。”又道:“此前臣与政事堂王相公、工部尚书陆扆、中书舍人苏检、户部侍郎王溥、礼部侍郎独孤损、兵部侍郎卢光启等人,大体核算了一下宫室、里坊损失,并计算出修葺费用,约莫需要七十万贯。如此来说李茂贞这五十万贯怕不够用……臣虽不才,于经济之道还算略有所长,此事河中愿出资二十万贯,补齐余款,不使陛下有忧。”

李晔这下是真有些感动,李曜这真是出兵出力又出钱,比起之前那些进了长安或者兵控天子行止的藩镇,那是天上地下的差别!当下又是一番感谢和勉慰的话,李曜依旧谦辞不受。

然后李晔便问道:“爱卿对崔胤今日殿上所奏之事,可有见解?”

李曜道:“崔相公今日殿上所奏,要夺侍卫之军,此乃欲助朱温制霸长安,剪灭陛下之亲军与诸侯是也。臣恐如此为之,我大唐社稷将有不忍言之祸。”

李晔叹道:“朕自知晓,然崔胤此番也算有功,更仗朱温之势,气焰汹汹,朕一时也不便轻易驳回……爱卿可有举荐之人?”

原本李晔这是投桃报李之举,谁料李曜却道:“神策乃是天子禁军,贯由宦官所领,臣一则是外臣,不便插言;二则也与诸宦不熟,未知其中可有中正干练之辈,因此恐怕难在此事之上为陛下解忧,还望陛下恕罪。”

李晔微微错愕,他实在没料到李曜居然对神策军毫不动心,于是迟疑道:“爱卿果无人选?只是如今朕对北司诸宦实是心寒,不知何人可托重任,若是所托非人,今后又恐有变。”

李曜听了,略微沉吟,才道:“若陛下顾虑此则,不如命左右羽林也分遣所部进驻城中,与左右神策分担京师守备之责。如此一来,神策、羽林互相牵制,或可稍解陛下烦忧。”

“好!朕明日即下诏书。”李晔表现得非常满意。当然,陇西郡王也很满意。

次日,李晔复升殿。崔胤抱笏出班,问昨日所奏之事可有回复?李晔道:“朕思忖了一夜,还是听听神策军将士的意思。”乃唤出三使相咨问。

李继昭道:“臣不敢有谋!唯圣命是从。”可是李继诲、李彦弼却已受李曜指令,奏道:“臣等累世在军中,从未听说过有书生掌军;若属南衙,必有很多地方要变更,不若仍归北司方便。”

李晔便顺水推舟,对崔胤说道:“将士心意不欲属文臣,爱卿就不要再坚持己见了。”乃下诏书,调左右羽林轮值进屯京师内城,每军值守一月。

崔胤一见左右羽林进城,顿时知道必是李曜的意思,遂不再坚求。

又过十数日,李克用表章送到京师,举荐李嗣昭为邠宁节度使、李嗣源为保塞节度使、李存审为天雄节度使,同时李克用请将河中、同华二镇合一。李曜也同日上表附议。

李克用的这一表章,是李曜在最近信隼飞报李克用,向他推荐的人选。李克用鉴于这次大胜全凭河中所为,而他所举荐的三人,也是自己最为信任的三个义儿,因此全然同意,即刻上表。李晔自然不会在这事上多说什么废话,直接命中书拟诏,同时任命三个节度使,派中使催他们上任。同华也正式合并到了河中节度使治下。

此事谈罢,王抟忽然上奏,表示新年伊始,应当开始准备举行春闱了。朝廷贡举的会试由礼部主持,因而又称礼闱,考试的地点在京城的礼部贡院,又称“春试”、“春闱”、“春榜”、“杏榜”等。

李晔正觉最近心情转好,闻言自然同意,见李曜站在一旁,似乎对春闱之事也颇为关切,忽然想起他有一名关门弟子,名叫冯道,如今虽为河中掌书记,却还未有进士出身,不禁笑起来,颇有深意地看了李曜一眼,道:“今次春闱,由礼部侍郎独孤损为主考。”

独孤损出列领旨,崔胤在一边看了李曜一眼,目中有些阴冷,知道今年的贡举,恐怕是要被王、裴等亲河东的世家包场了。不为别的,只为独孤损是李曜的人。

李曜看在眼里,叹在心头。大唐的科举制度,有进步,更有不足,只是今时今日,还不是他对此进行改动之时,谁知道还需要多久,他才能从制度上来试着解决问题。

制度被他如此重视,自然有足够的原由。也许,事情应该从很久以前说起。

那时候,四百年的汉朝气数已尽。社稷犹如一只脆弱易碎的玉斝,突然间被无数只强劲的手高高举起,狠狠地惯碎在尘土覆盖的大地上。这样那样千疮百孔的权威,摇摇欲坠地维持了很久,却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或真或假的脉脉温情瞬间消逝得无影无踪,暴力成为这个世界的唯一逻辑。道德、律法都让位于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那无疑是一个真正的乱世。

苍茫大地上站起来的英雄们手握三尺青锋、麾下十万铁骑,梦想在汉王朝废墟上,重建不朽的宫阀。无论是被许邵评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曹操,还是被曹操推崇为“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的刘备,抑或辛弃疾激赏的江东碧眼儿孙权,都没有能一统海内。司马氏的三分归一,也不过是昨夜偶然开放的昙花。几十年后,天下就在五胡乱华的烟尘中又一次分崩离析。

无论这些铁血人物有着怎样让人叹为观止的谋略,有让人膜拜的坚硬如铁的生命意志,他们终究有一天要皈依尘土。铜雀台的秋风中,隐约传来,“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的吟唱。老迈的英雄埋进阴暗的墓穴,你死我活的争夺却还在阳光下继续。死去的英雄未必能有同样是英雄的后裔。不是谁都能用有力的手,紧紧扼住命运的咽喉。被英雄们强行压服的各种力量纷纷从蛰伏的状态中苏醒过来,为生存空间和最高权力又一次去战斗。

天上星移斗转,天下一夜兴亡。正如《左传》所说的,多少王朝和人物,“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历史的苍穹之下,数不清的短命王朝纷纭如流星经天,在人们的视野里一闪而过。曾照亮汉家宫阙的一弯残月,依旧冷冷地照着支离破碎的天下。

天幕下恒久地明亮的,是所谓门阀高第:弘农杨氏、琅琊王氏、太原王氏、清河崔氏……

彻底摧毁汉家天下的大动荡却没有能摧毁士族门阀,在沧海横流的乱世中,具备高度组织性和凝聚力的士族才有能力生存下来,并通过保存和研习典籍传承文明的火和光。即使是依靠地方豪强起家的曹魏也不得不正视士族的能量。魏文帝曹丕篡汉前夕,将汉代就已经流行的乡间评议定型为九品官人法。各州的中正官依据家世、道德、才能这三个标准,将人物分为九品,授予相应官职。由于品评人物的中正官均来自士族门阀,在他们眼中,只有门阀子弟才是天生的大人物。于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情形慢慢形成。

逐鹿中原的龙争虎斗,无论花落谁家,胜利者都只能选择与出身士族阀阅的官僚士大夫分享权力。每一次较量的目的,都是为了取代他人,继续与士族构建同样模式的朝廷,没有任何新的意义。三百多年来,谁家兴废谁成败,都没有撼动过士族门阀。以闻喜裴家为例,裴宪是后赵的司徒、裴开在前燕任太常卿、裴谨任前秦大鸿胪,而裴徽的子孙在西凉为官。同样,博陵崔氏第二房是北周最显赫的家族,而第三房的崔暹却是北齐高欢的重臣……战场上呼风唤雨、无所不能的帝王们孤独地坐在高处,却明显感到他们控制政治进程的手段远较门阀士族来得单调,单调得几乎只剩下暴力。

暴力,也许是一切手段中最本原和最有效的,但它无疑也是高成本的、粗线条的。洗去征尘的帝王们沉湎于日趋精致的生活,越来越不愿意频繁地使用暴力,更遑论暴力还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士族中那些使他们明显感到威胁的个体,当然可以被从**上完全消灭: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杀死过清河崔家的崔浩,尔朱天光对弘农杨氏的杨椿、杨津兄弟举起了屠刀。可格局没有改变:牺牲者的接替者依然出身于清河崔家、弘农杨氏,或者地位相当的士族,并且依然掌握着叫人不安的力量。

终于有一天,在无节制的放浪和无休止的残杀中,南朝的士族门阀走向“有国有家皆是梦,为龙为虎亦成空”的幻灭,而主宰未来的北朝却呈现出了另一种狞厉、粗糙,但生机勃勃的风貌。从废除九品官人法开始,隋唐的天子们决心改变这种现状。特别是武则天当国以来,政治资源逐渐被更多地分配给门阀以外的人,他们包括出身于内部无产者的阉人,也包括边兵镇将——他们中很多来源于胡人,他们是帝国的外部无产者。

但是,安禄山带领着胡人的冀马燕犀踏破了大唐的盛世景象时,阉人和胡人却借着王朝衰弱趋势,在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上被夺了许多属于帝王的权力,使长安的权威摇摇欲坠。那么出路何在呢?

科举的重要性在这样的背景下骤然凸显。朝廷试图起用寒门士子来制衡士族高门的势力,建立一个不受门阀控制的官僚体系。当年,太宗皇帝在放榜之日来到端门,看到新科进士鱼贯而出,得意扬扬地说:“天下英雄,入吾毅中矣。”

李曜看过陈寅恪先生的不朽之著《元白诗笺证稿》,其中将此归纳道:“唐代科举之盛,肇于高宗之时,成于玄宗之代,而极于德宗之世。”科举制使士族豪门的子弟“平流进取,坐致公卿”的现象成为昨日黄花;它所推动的文化普及又打破了门阀的文化垄断。在表层制度和深层文化两个层面上,科举取士都动摇了门阀政治。长街夸官、曲江离宴、月灯打球、杏园探花和雁塔题名……一系列近乎做作的铺张,使这种文官选拔制度赢得了无数关注的眼球。

有句谚语:“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就是说五十中进士,还算年轻。可见中举之难了。那些被誉称为“白衣公卿”的举子中,许多人在考场中蹉跎一生,无怨无悔。诗人孟郊苦熬到四十七岁才高中进士。欣喜若狂的他挥毫写下一首诗,来记叙心中的得意:昔日板凝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唐摭言》更是形容士子们:“负倜傥之才,变通之术,苏、张之辨说,荆、聂之胆气,仲由之武勇,子房之筹画,弘羊之书计,方朔之诙谐,咸以是而晦之。修身慎行,虽处子之不若。其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所无恨。”人们才会说:“太宗皇帝真长算,赚得英雄尽白头”。世人普遍认为,所谓理想的仕宦生涯,就是由进士而翰林,由翰林而宰辅。早在武则天时,宰相薛元超就曾遗憾地说,自己富贵过人,平生却有三个遗憾:不曾娶海内最显赫的五姓之女为妻,不曾主持修撰国史,还有一个就是不曾进士擢第。安史之乱后,这种看法更是深入人心。

但是李曜深深的知道,科举制度给寒门士子创造的机会远不像表面上反映的那么公平。

唐朝科举的卷子不糊名、不誊录。试卷出自谁人之手,主考官一目了然。在决定举子的去取高下时,他不仅看卷面诗文,也会考虑举子的声望与文名。贞元七年某个月夜,举子尹极在寓所接待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访客。微服私访的杜黄裳毫不隐讳自己就是今科主考。他直切主题,告诉尹极,自己非常欣赏他,也希望他能推荐几名才学出众的举子。还没有入闱,尹极和他推荐的人金榜题名已成定局,卷面文字不过聊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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