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世纪80年代中的时候去到苏州的东山，第一次见到八步床的时候很奇怪，我是北方人，没在南方住过，不知道有这样的床，后来我就执意要买一张好的，隔了一段时间，他们那边人就写信，那时候还不兴打电话，写一封信通知我说发现了一个好拔步床，说希望我去看一看，然后如果愿意的话可以买，我就去了。当我看见那张床的时候，我非常吃惊，那时候的运算工具也比较差，他是用手扶拖拉机给我拉过来的，一张床拉了三拖拉机，堆在那儿根小山似的，就是一张床，床柱大约有这么粗，非常地醋，10根，床上6根，浅廊上有四根，一共十根，所有的东西都是齐全的。

我后来统计过若干次，它用多少个零部件把它攒成的，最后也没统计清楚，大概几千个零部件，后来我就买回来以后，就经过修复，现在在厦门鼓浪屿上展出，一直搁在那儿展出，我当时是设想睡那张床的。

我因为古书读多了嘛，觉得这种床睡起来一定是其乐无穷，但是搁不进屋里去。我们的楼房很矮，我们一般楼房的屋里的高度就是两米五、两米六吧，那个柱子就两米八了，根本就立不起来，当时把它修复完了以后，因为它是零件，拿回到屋里的时候，就是想把它支起来，结果第一件事就傻了，柱子就立不起来，后来就放弃了这个想法，我当时想的特别好，就是把床上搁上一个书架，摆上常读的书，它不是有架子吗？上面安上各种射灯，还设想买一个小音响，睡觉时候可以听听音乐，想得别提多好了，可是床到今天也没睡过一天，非常地漂亮。

它的所有的围子，所有的细部都是用很小块的木头攒插起来的，我们将来会讲到，就是它工艺上的特点，就是我们有时候会忽略。外行人认为一块大板雕出一个东西最值钱，其实从工艺角度上讲，越小攒插出来的东西越结实，价值越高，它把所有的应力全部消除，这是一个工艺，是中国人聪明才智的一个体现。

清代小说家，戏剧家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说“人生百年，所历之时，日居其半，夜居其半，日间所处之地，或堂或庑，或舟或车，总无一定之在，而夜间所处则只有一床，是床也者，乃我半生相共之物，较之结发糟糠，犹分先后者也。人之待物，其最厚者，当莫过于此。“

这话写得非常动感情，他就是说，人生活了一辈子，你反正白天是一半，晚上是一半，那么你白天的地方说不准你在哪儿，他说你“或堂或庑“，就是你要不然在屋里，要不然你在走廊里，白天你“或舟或车“，就是你要不然坐船，那时候没飞机，要有飞机也写上了，你不定在哪儿呢，但是晚上，你肯定睡床上，那么他说这个床乃我相共之物，就是比我的老婆说起来还有个先后，它比我老婆来得还早呢，所以“人之待物，其最厚者，当莫过于此。“就是你对它应该重视啊，应该有情感啊，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如果想使自己的生活好一些呢，好好地去置一张床，床是我们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东西，尤其中国的床代表了我们文化中的精髓。

我们去故宫参观，你注意看床了以后你再看看皇帝的宝座，皇帝的宝座不是一个椅子的样子，是一个床形，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下一讲讲中国的椅具。

俗话讲，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叫站如松，坐如钟，是中国人讲究，坐有坐姿。我今天给大家先看一张图片，这是皇帝的宝座，皇帝的宝座呢，是一个床形，它为什么是一个床形呢？我们知道中国人待客的中心是睡觉的地方，所以床就形成了一个家具地位最高的一个家具。宝座是皇帝坐的，所以它在形制上有别于普通的家具，普通的椅子，所以它就做成了一个床形。我们如果有机会去故宫看，在故宫的每一个皇帝停留的房间，都可以看到宝座，它这个宝座，就是一个床形，这就是等级制度所造成的。

那么中国家具设计是有原则的，我们这个原则从宝座上就可以充分的体现，它叫尊严第一，舒适第二，当它发生碰撞的时候，舒适一定要让位于尊严，这跟西方的很多设计理念是不一样的，中国过去的设计原则不是以人为本，是以人文精神为本，这一点大大的高于西方的设计原则。我们强调的是精神，不是强调一个纯物质的东西。以人文精神为本这句话表明了中国家具的一个设计的总体原则，这个总体原则在我们所有的家具中都可以体现。

我们抓住了这个原则的时候，再欣赏中国家具，再了解中国家具的时候，就觉得游刃有余，就是我们解释了，我们过去很多坐具，为什么非常的不舒服，皇帝的坐具也是非常不舒服，乾隆皇帝坐在椅子上，那感受还不如你们坐在《百家讲坛》的沙发上，你可以靠，还可以倚，他什么都靠不住。椅子非常大，他的宝座非常大，有多大呢？最大的一个宝座，目前存在颐和园，有2.95米长，1.4米的进深，有1.85高，比我还要高，1.4米的进深，是可以躺下一个人。

那么皇帝坐在这张宝座上，实际上是四边都不靠，皇帝就如同坐在一个板凳上，对皇帝来说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但他强调的是尊严。所以他就一定要忍受这个痛苦，这是我们一般人都不知道，大家都觉得皇帝坐那个宝座上，是非常舒服的，他坐在万人之上，坐那宝殿里，大家都看他，你不知道他坐那儿，就是坐一个板凳上的感觉。

我们说了，这个宝座，是皇帝的专有座椅，但皇帝只是作为他行政上面，比如他登基，政务他坐这样的宝座，他平时坐什么呢？他平时坐的椅子，跟我们的，我们百姓坐的椅子，区别并不是很大，都是一样的。

我们首先对我们自己的椅子，应该有一个了解，首先了解这个词汇，“椅”这个词的本意是倚靠，我们现在写的这个“椅”字，过去就是一个树种，有人认为就是楸木，椅树就是一个树，树名。我们就知道了，凡是带有靠背的，扶手的，可以倚靠的，这种才能，称之为椅，没有这个靠背的坐具，就不能称之为椅，这个椅的本意，就是这么来的。那我们民间有一种简单的说法，太师椅，我们对中国传统的，古典的椅子，一般百姓就说，谁家有一对太师椅，怎么它叫太师椅呢？我们先说它的初始状态，是这个样子，是个圈椅，这个椅子呢，看着用料不多，很简单，这就是太师椅的初始状态，它是一个俗称是圈椅的这样一个椅子。

史书上记载，宋朝的宰相秦桧，他当时有个职务叫太师，太师是个虚职，品级很高，但是是个虚职，有点像个什么今天名誉理事，有点像个这样的虚职，不是一个很有实权，但是听着很好听。秦桧有一次坐在这个太师椅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圈椅上面，累了，向后仰着，向后一仰，头巾就掉了。当时有一个官叫吴渊，这个人有点眼力劲，喜欢拍马屁，你想想秦桧当时都是宰相，然后把就要这把头巾给他捡起来以后，马上就找人，就设计了一个荷叶的托首，就是他在椅背的后面做了一个荷叶状托，扣在这儿，你头往后仰的时候，可以躺在托首上休息。

吴渊当时下令一下子就做四十个，这个史书是有记载的，这个椅子的样子，就叫太师样，所以太师椅的名称，就是这么来的。这段故事谁记载的？不是后人记载的，是当时的人，所以它的出处都比较准确。这个人叫张瑞义，他在《贵耳集》里有这一段故事的准确的一个记载。所以太师椅从宋代开始，就叫太师椅了。

但是到了清代以后呢，这个太师椅，就发生了很多变化，我们那时候，就不再注重太师椅的初始状态，就是它是一个圈椅的状态，后来的人不太注意这些东西了，凡是硬木的，比较贵重的，能显示人的身份的椅子，就统称为太师椅，到了清代以后，椅子的典型状态就是这样，这个也俗称太师椅。到了晚清以后呢，它所有的变化都是在这个基础上，比如扶手加宽，后背后面有一点过多的变化，这些都是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变化，结构上没有太大的变化。

先讲一个故事。东汉有一位名士叫梁鸿，有气节，有文采，在当地非常有名。他的同乡有一个女子叫孟光，一心一意想嫁给他。孟光长得不好看，肤色比较黑，但特别有劲儿，史书上记载她能“力举石臼”，像个举重运动员。孟光到了30岁还没嫁出去，她父母就问：“你为什么还不嫁啊？”30岁很大了，不要说是在古代，就是在今天，30岁没嫁出去的人，父母也得问。是不是？她回答说：“我非梁鸿不嫁。”梁鸿一听这话高兴了，心想：还有这样的女子？那我就娶回来吧。我估计当时就是请媒人牵牵线，搭搭桥，也没见过真人，就把孟光娶回来了。孟光很高兴，就紧着饬，描眉画眼。但梁鸿一见她这样，就不高兴了，连着七天没有搭理她。孟光就慌神了，不知道因为什么：怎么娶了我又不理我呢？她就向梁鸿请罪。梁鸿说：“你描眉画眼不如素面朝天好看，我得要个能过日子的老婆。”我估计他也不敢说你长得不好看，怎么画都没有用。孟光说：“那我就不画了，咱好好过日子。”于是孟光每天把饭菜弄好了，端到丈夫面前，高高举起。

这就是“举案齐眉”的故事，这个成语也变成今天夫妻相敬如宾的一个象征。这里的“案”，当时就是一个托盘。今天的托盘就是一个盘子，当时的托盘“案”，带有四个足，四足是缩进去的。与我们今天所说的书案的“案”，形制上非常接近。这种托盘今天日本还在用，日本很愿意沿袭我们的古制。

案和桌在形制上有本质区别。何为案、何为桌呢？一般来讲，腿的位置决定了它的名称，而与高矮、大小、功能都无关。腿的位置缩进来一块为案，腿的位置顶住四角为桌。除了形制上的区别，桌与案更重要的区别，是精神层面的区别。这个区别在哪儿呢？在于案的等级比桌高。

比如我们常说拍案惊奇、拍案而起、拍案叫绝，都是比较高等级的情绪；如果我们说拍桌子瞪眼、拍桌子砸板凳，都是低等级的情绪。拍案惊奇是惊讶，拍桌子瞪眼是愤怒，它表达的情绪不一样，这是它的精神层面。再比如，我过去当编辑的时候，经常挑灯夜战、伏案疾书，是吧？如果趴在桌子上，恐怕不是睡着了，就是在写检查。感觉到了吗？凡是跟桌子相关的事都偏低，跟案子相关的事都偏高。

中国人把一个承具分得清清楚楚，这是我们的文化高于别人的精髓之处。我们平时不注意，跟“案”相关衍生出来的词汇非常丰富，比如文案、方案、草案、议案，都跟案有关。因为我们过去办公，都使用案，与桌相对来说无关。只有中国有这样的家具，形制上不一样。那么西方呢，没有这个概念，英文中就是一个“table”，没有桌案的区别。中国人把事情分得特别细致，比如做菜的方法就分成煎、炒、烹、炸、汆、熬、咕嘟、炖，分得特别清楚，对吧？外国人做菜估计就一个方法，我看就是煎，恐怕连炒都不会。

同样是案，也有很多形制。首先一种叫做翘头案，它属于供案的形式，腿部非常夸张，过去都是在寺院和祠堂里使用，它表示对神灵、对祖宗的一种敬畏。衙门里也用供案。这里的供案翘头非常高，非常夸张。它具有威严感，从心理上暗示你、警告你。今天法院审理刑事案件时，法官坐的椅子靠背都非常高，就是起到一种威慑作用。如果法官搬一个小板凳坐那儿，估计犯人心里就该想怎么逃脱法律的制裁了。用家具作为文化符号传递给你，这是案子重要的本意。那么，衍生出来的词汇就是“案件”，原义指案子上的文件。“审案子”，原义指在案子面前审理事情，最后简称为审案子。没有人说“审桌子”，审桌子就是要拍这桌子了。

对于文人而言，他设计出一种适合自己用的书案，非常温和，它也有翘头，但把夸张的气氛都去掉了，翘头很小。这个小翘头干嘛用呢？我们知道，中国有一种特殊的书画形式叫手卷，卷起来是一个轴。比如《江山万里图》、《清明上河图》，看的时候要横向打开。过去看手卷有讲究，你不能趴在地上看，也不能搁在方桌上看，就得在这种翘头案上看。为什么呢？如果在桌子上看，手卷打开时，它的轴很容易滚到桌边，你一把没抓住，它咣当就掉下去了，很可能就把画撕了。但你在翘头案上看，轴走到案子两头，就停住了，不会掉下去。从这一点就能看出，古人的生活非常讲究，看画时都要设计一个小小的机关。翘头的部分既可以产生视觉上的变化，又有实际的功能。

我当年碰到过一个特别好的红木翘头书案，它的翘头极为特殊。一般的翘头，都是在案子的平面上单做翘头，那个案子的翘头是一木连做，就是用一块木头整挖出来。案面是瘿木芯。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它，漂亮至极，古人称为“满架葡萄”，是一种文学形容。瘿木是一种极为特殊的木材，后面在讲家具用材中，会专门讲到。我当时非常喜欢，就跟人家磨。那人是想卖了条案，拿钱买电视。我跟他磨合了半天，最后都出门了，那人还说你能不能再加五十，一会儿吃西餐什么的，说明他很注重这种小钱。我想他今天一定很后悔，当年拿了一个上辈子留下来的红木大条案换了个电视，搁今天我估计能换一个快倒闭的电视厂。

还有一种跟翘头案几乎一样的案子，叫平头案。把翘头去掉就是平头案。

还有一种叫卷书案。卷书案出现得非常晚，它两端的趋势是往下走。这种卷书形的案，过去炕上使用得比较多。

炕上的案子称为“炕案”，比较矮。因为在炕上，不必担心东西掉下来摔坏，就不需要再去挡着了。卷书案到晚清以后，非常受欢迎。尤其江浙一带，卷书案非常盛行，而且尺寸比较大，外形比较圆润，可能跟南方人喜欢柔软有关。北方却并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