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心想要问问师叔什么是‘三续大灌顶’，见师叔若有所思，又不敢打断他的思路，只好把满腹的疑问憋回了肚子中。

“说来好笑，疆域辽阔的蒙元王朝，在草创时期，根本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元王朝国祚虽然短，但却是中国历史上各民族文化交流最频繁的伟大时代。在南征北战的军事行动中，蒙古人传达信息与发布命令，只是依靠口头语言和刻木结绳这些原始落后的方法。直到1204年成吉思汗征讨太阳罕，俘获了为太阳罕掌印的维吾尔人塔塔统阿，情况才有所改变。——从此蒙古人开始用维吾尔文字的字母拼写蒙古语，这样可以简单的记事和传达。此后，与中亚诸国交往使用的是波斯文字，与宋金间的国书信件使用的则是汉字，多是出自耶律楚材手笔。此外，有些地方也使用维吾尔文字、西夏文字。忽必烈即位后，随着帝国版图的扩张，军政事务的纷繁，民族之间交往的增加，元世祖迫切需要创立一种与大王朝身价地位相匹配的本民族文字。创建新文字，是维系树立国威的一代制度。在忽必烈眼中看来，就连契丹、女真、西夏这样的政权都有自己的文字，堂堂大元岂能在文化事业方面甘居人后？”

终于等到师叔歇息，我忍不住开口请教道：“耶律楚也是大才，忽必烈为什么不用他创制新文字呢？”

师叔嘉许地望了我一眼，点头道：“问的好！忽必烈一代英主，拜八思巴为国师、大宝法王，主持全国宗教事务，另有深层次的政治考量。当时的吐蕃僧俗上层（彼时称吐蕃）看到蒙古大军进入乌斯藏（后藏地区）已经是势不可挡，为了保护既得利益，公推当时的萨迦派教首萨迦班智达与蒙古军大将阔端（窝阔台次子）接洽。”

见我欲言又止的样子，师叔笑道：“萨迦派俗称‘花教’，因为它的主寺建在萨迦而得名。萨迦派僧人头戴红色莲花状僧帽，身穿红色袈裟。是藏传佛教中重要学科之一。”

“为什么大陆港台拍的影视作品中，喇嘛们戴的却是黄色帽子啊？”

“那是黄教的装束，藏传佛教也在发展变化的。一千年以前，吐蕃佛教就有黄教（噶当教派）、花教（萨迦教派）、噶举教派（白教）、、、如果在《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中出现黄帽喇嘛那就是闹笑话了。不过其中那个‘金轮法王’这名号起的有道理，萨迦教属‘时轮金刚法’‘金刚持法’体系传承。”

忽然，师叔用力按了一下车喇叭，自失的一笑，道：“说忽必烈与八思巴，怎么扯到金庸的武侠作品了啊？”

我一吐舌头，自责道：“是我不好，乱插嘴，打乱了您的思路。”

师叔没有理会我，沉默片刻，继续道：“萨迦班智达前往凉州去见窝阔台之子，萨迦班智达原名叫萨迦-贡嘎坚赞，班智达意为大学者。班智达去凉州，带了两个侄子，其中一个就是十岁的八思巴。带两个孩子去，本意是想把他们做为人质留在蒙古军中的。哪知道，阔端也想通过结交吐蕃的有势力的宗教领袖，使蒙古大军在吐蕃站稳脚跟。如此一来，双方一拍即合。吐蕃决定降附蒙古，班智达写信给后藏、阿里地区的僧众首领，劝诱他们为了长远利益，放弃无谓的抵抗，以避免蒙古大军发动战争给吐蕃人民带来灾难。”

“原来蒙古人也不是一味好杀的，阔端这样做，不过是借重班智达的宗教领袖身份，达到政治上控制吐蕃的目的而已。不战而屈人之兵，果然高明！”

“披着袈裟的班智达，同样是高明的政治家啊！避免大规模的流血冲突，以和平方式解决吐蕃的政治归附问题，这何尝不是功德无量之事。”师叔感慨再三道。

“那八思巴后来怎么会成为大元帝师啊？”

“数年后，贵由（窝阔台长子）汗和阔端都死了，蒙哥（托雷长子）继任蒙古可汗，忽必烈（托雷第四子）奉命统军南征四川。因为南宋坚壁清野，蒙古军进攻不利，转而去攻大理，准备迂回包抄。就在此时，萨迦班智达去世，临终前将衣钵传给了八思巴。从此，十七岁的八思巴成为萨迦派五祖。”

“这么年轻就成了萨迦派的教主啊？我十七岁时还在读书呢。”

师叔一笑，道：“据史料记载，八思巴天赋异禀，三岁就能背诵喜欢金刚之根本经，八岁能讲本生论，十岁在拉萨大昭寺释迦牟尼佛前出家受沙弥戒。”

“这是神童啊！”

“八思巴本来意思就是神童！”师叔笑着，继续说道。

“阔端死后，吐蕃各教派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与领地，纷纷在蒙古上层寻找自己的代理人。如此一来，原先阔端授予萨迦派统辖吐蕃各教的权力大为削弱。八思巴返回吐蕃也难有作为，于是主动以萨迦五祖的身份前往拜会忽必烈。从此，二人之间建立了‘施主与福田’关系。在八思巴的襄助之下，忽必烈率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奇袭了云南，完成了对南宋的战略包围。可是不久因功高震主被收缴了兵权，就在忽必烈政治失意的时候，八思巴赶来拜会。八思巴不辞辛苦，又亲自以藏传佛教密宗萨迦五祖的身份赶往佛教圣地五台山诵经为忽必烈祈福消灾。”

“这世界上本不乏锦上添花的人，雪中送炭的少的可怜呢。”

“说什么雪中送炭，不落井下石就是厚道人了。”

“八思巴这样做，就是表明了自己坚定的与忽必烈政治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

“说好听点是八思巴识人，讲难听点就是政治投机了。鲁迅说‘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这话讲的确实有道理。不管如何，八思巴的五台山之行，为以后藏传佛教僧人到五台山弘扬佛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