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笔账任何一个有头脑的大商人都能算得过来，只要大宋朝廷可以履行合同，就肯定能赚钱，而且还不少赚。但这种模式也只有洪涛和金河帝国的商人能够聊得通，如果让这些商人和原本的大宋朝廷做这种买卖，他们连考虑都不会考虑，这就是信用问题了。

一个人做买卖需要信用，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和别人做买卖同样也需要信用。大宋朝廷没信用，但洪涛有，不光有，还很足。可以说不管是金河帝国的商人还是大宋沿海城市的商人，都不是冲着大宋朝廷来投资的，他们看重的是洪涛本人，从而才相信在他的领导下，大宋的新朝廷也有足够的信用。

这时候如果谁要说想把洪涛搞下去换别人来领导大宋朝廷，这些商人第一个就不会答应，除非你先把他们的投资、利息和部分利润支付清。所以说，信用并不光是对别人的承诺，它也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是个互利互惠的好习惯。

目前在大宋土地上承包各种基础建设的本地投资、外资很多，百分之八十新建的公路、工厂、水利设施都是用这种方式进行的。不管是独资还是合资，只要对国家有利、对未来发展有利、对当地民生经济有利，大宋朝廷都不会设置人为障碍。而且很多中小规模的投资项目都是由地方官员做主的，中央政府只负责大型工程的审核与招标，对地方投资项目不与干预，只是在程序上有监管责任。

负责这些工作的朝廷官员更有意思，罗有德把它交给了贾似道。从前几个月的工作情况来看，他完成的也还算不错。一个原本的误国之臣，到了新朝廷里却成了一个很能干、很敢干、很廉洁奉公的治世能臣，这让洪涛很欣慰，比建造公路本身还高兴。

“他是不是被你吓破胆了？假以时日会不会旧病复发？”文南对这一切不太理解，也不太放心。

“谁出生的时候脑门上也没打着一个坏人的字号，更没有天生的奸臣。古人云：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他之所以成为一个奸臣，有他自己的责任，但主要责任还是制度。没有一个合适的制度来规范每个人的行为，好人也会变成坏人，因为不坏就得吃亏；有了一个合适的制度约束，坏人也会变好，因为不遵守规则就得吃亏。谁也不是傻子，奸臣之所以能在这么多官员里脱颖而出，说明他本身的能力要比别人强，否则也不会把制度里的缺陷利用得如此出神入化。所以这样的人一旦到了合适的制度里，很快就能掌握新制度的精髓，合理利用并遵守它。甚至他会比别人还热衷维护这个制度，因为只有在这种制度下，像他们这样能力强的人才更容易出头。以后别再用奸臣、忠臣来把你手下的官员归类了，我们用的是他们的才华，不是开圣人培训班。”对于这个问题洪涛早就想明白了，同时也理解文南的疑虑。能和自己一样想的人大宋里还找不出几个，就算是金河帝国里也不太多，这是时代造成的思想差距，没辙，只能慢慢转变。

而对于像贾似道这样的大宋旧官员，洪涛主张大胆放权。只要他们愿意主动融入新规则，那就不要给他们设置障碍，更不能歧视他们。以前的坏不是他们的错，历史的包袱也不该由他们自己背。这样做还可以给其他官员做一个榜样，用实际行动号召更多的人加入到建设新大宋的工作中来。

当然了，洪涛也不是无原则的随便充当好人，敢于使用这些旧官员在政府里担任重要职务，他也有自己的保障体系，那就是刚刚成立的大宋商业调查局。有慈禧这个大特务头子给自己拾遗补漏，洪涛不用怕这些旧官员和自己玩表面投诚、暗地里捣乱那一套。

按照担任职务的不同，慈禧已经开始重点监控这些人的一举一动了，只要发现有心怀不轨的官员，洪涛的陆战队就会出现在眼前。在这种事儿的处理上，洪涛充分了展示了威廉对他的评价，黑\天\使！一面是宽宏大量、既往不咎；一面又是心狠手辣、残酷镇压。凡是被商业调查局查实的犯罪官员，会连同直系亲属一起被吊死在当地的城门上，整个家族充军发配到北方监管劳动。挖矿山、修公路，有的是九死一生的工作等着他们。

整个一二五五年，洪涛基本都待在大宋帝国的北方，一边监督北方钢铁集团唐山炼钢厂、迁西铁矿、滦河机械厂、滦河化工厂、迁西水泥厂、滦平煤矿的建设工作，一边利用视察一号公路铺设进度的机会，率先在山东半岛上开始了另一项非常重要也非常敏感的改革。这项改革应该说是最难也是最需要的，它不同于冗兵、冗官问题，只是触及到一少部分人的利益，一旦这个改革正式在大宋境内铺开，几乎每个人的利益都会被触动，有的人吃亏，有的人占便宜。但最终结果到底是谁吃亏、吃多少，谁占便宜、占多少呢？洪涛心里还没底，所以他要在这里先试一试，做到心中有数之后再大范围铺开。(未完待续。)